逃避者

1992年，少年谭珊蒂和她的朋友索菲和茉莉拍摄了新加坡的第一部独立电影-一部名为“偷懒者”的公路电影-和他们神秘的美国导师乔治·卡多纳(GeorgesCardona)一起拍摄。桑迪写了剧本，饰演主角，一个叫S的杀手。拍摄结束后，乔治和所有的镜头一起消失了！20年后，16毫米罐在新奥尔良被找到，桑迪-现在是洛杉矶的小说家-开始了一场跨越两大洲和许多媒体的新的个人奥德赛：16毫米、数码、Hi8、Super8、幻灯片、动画和手写信件。万花筒朋克摇滚鬼故事！

桑格塔曾在她的著作《论摄影》中提出过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叫做“ 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在一张照片中终结。 ”放到当下我们的社会环境来看，人们从一张照片中获得的虚荣与满足感远远大于照片本身，似乎还颇具预见性。

在本片中，所有的角色和冲突并非那样的生活化，在更多的没有追求过不切实际梦想的普通人来说，这部影片更像是一场自怨自艾的少年少女的梦。而片中的“逃避者”Georges更有着可笑的孩童般的动机——仅仅因为自己的无能与失败，转而去摧毁别人可能会达成的美好结果，甚至还把他的“作品”收藏铭记。Georges好像也拥有着一切反派该有的品质——自私、狡猾、强势和他一直逃避的无能。Sandi一伙的天真和热诚遭到了Georges的侵犯，但他们从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要拿回失去的东西或者尊严、名声。这一切看似都顺理成章，都符合现代人心中的经典故事结构，而且在我们回忆中的某个段落里，还有可能唤起共鸣。

实际上，我经常看到自己或者身边出现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特别是当利益或尊严受损的时候，特别是在互联网这个弱化了个体的责任属性的当下，一些没有意义的对话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仿佛只为了制造矛盾与仇恨，一个伟岸形象轰然倒塌，一股脑的狂热与放纵，这些现象好像都在说明，早在这一切发生的开始，我们就都为各个角色安置好了位置，写好了背景，等待他的发展与进行，从而得出结论——我对你错。要是仅仅把这种情况当做嘲讽与戏谑还好，但偏偏就会有人当真，理由也很好懂，当把自己藏匿于这些浅薄且易碎的观点的虚无后，就没有了形体，无法被任何观点反驳，自然也就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逃避者。

我想说逃避者甚至可能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我的观念里，它或许就代表的是普通人，而Georges恰好就是极端外化的一种表象，可能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任何人都会成为Georges一样的逃避者，而Georges在少有外力刺激下，也就是个差不多的普通人。

令人庆幸的是，在Sandi找到胶卷后她发现了这点，她看到了20多年前的青涩、自恋与叛逆，最重要的是早已忘记了的不完美的自己，这些丢失的片段丰满了这个故事，自恋和虚伪点缀这整个故事，甚至让它还多了些许可爱。Georges这个反派的形象在后面的故事里也发生了动摇，关于好与坏的极端想法自然也分崩离析。从Sandi拿出或许有些稚嫩的作品任由大众评判就能看出，她确实拥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智慧，能正视自己从来都不容易，她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示范。

桑格塔在《论摄影》中对强行赋予照片现实意义的人颇有微词，因为这样就等于给了每一次不同体验一个前提，给了美范围或标准，相当于对心中美好的不可名状之物的降维打击。一张照片就是有一次体验，一本书、一部电影亦是如此，抹去了背后的体验，就好像降低了生活的维度，浅显地定义复杂、无序的世界，变成了你对我错或你错我对的无聊纠缠，这便是我最想避免接触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