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

在保加利亚的一处偏远农村，一群德国建筑工人开始了一项难度极大的施工任务。外国的土地让工人们心中的冒险意识开始觉醒，但是他们也要面对自身产生的偏见，以及由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导致的种种误解。当工人们为了赢得当地人的认可以及信任而开始竞争时，剧情开始迅速发展。

全球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的当下，各国导演纷纷转向台前，记录下历史流变的光景。近年来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更是频现政治性影片的身影。不同于主竞赛侧重对艺术含金量的表彰，前者如其名讳，目的更多在于唤起公众对重大议题和现象的关注。在这些依附于现实蓝本的影像生产中，政治元素或作为一种宏观明确的指涉，或以间接而隐秘，却同样给人开阔思考的方式嵌入。

2018过半之时，著名电影网站The Film Stage评出了上半年31部最佳电影，其中入围去年70届戛纳“一种关注”的德国片《西部》，便属于在狭小格局下构建政治话语的代表。单看片名，很难为其找到某个准确的落点，观众只能隐约在头脑中构建出一隅人迹罕至、文明萧条的地带，荒凉感扑面而来。故事发生在保加利亚与希腊接壤的某个村落，而片名中模糊的方位信息，则指向了一支来此建设水电站的德国施工队，他们象征着西欧国家先进的技术发明，与之相对的是包含在这种资本扩张下的另重投影，也即在全球政治棋盘上处于边缘的保加利亚。这个人口急剧缩减的巴尔干小国，虽被美誉为“上帝的后花园”，却无力改写国内常年动乱、经济凋敝落后的事实。

在对地缘政治的关照上，德国导演瓦莱斯卡·格里巴赫选取了一种微妙而颇富趣味的视角，切入两国存在于语言、历史、文化之间的激烈对撞。观众跟随德国工人们外来者的身份闯入保加利亚边境，一个远离现代纷争，同时也是见证历史余波翻卷的地方。这群西部民工的到来，恰巧对应于当今主流想象中经济强国对欠发达地区的扶助，而与这种光明愿景相割裂的，是当地人紧绷对抗的神经，和语言造成的交流障碍。《托尼•厄德曼》（2016）

值得一提的是，前年口碑大爆的主竞赛热门《托尼·厄德曼》的导演玛伦·阿德，也是《西部》的制片人之一。前者亦生动描绘了德国人在巴尔干半岛（罗马尼亚）的生存处境，和其荒诞不经的喜剧感相比，《西部》始终积攒着一股静默的戏剧张力，技术上对取景地气氛的捕捉，包括大量自然光、环境声铺垫和粗粝的纪实感，与剧作中封闭的地理/文化特征相映衬，揭示了人物在这种封闭环境下情感立场的固化，及从中渗出的阴冷敌意。

在男主角Meinhard身上，这种隔阂被刻画得尤令人怅然。身为施工队中最年长的人之一，他的寡言和敏感格外醒目，也与其接近当地居民，融入社区的积极尝试相匹。和商户Adrian结下的友谊似乎是对这种质朴真诚的热情回应，让观众看到了冲破语言和地域藩篱的可能。但在人们调侃他为Adrian身边的保镖时，新的危机又出现了。这个玩笑般的绰号既暗示着人物身份的过渡和转换——当施工队以局外人的姿态来到异邦，在陌生的领土上，他们不得不面临自身主体性的消解和身份迷失，遭受地位滑落带来的冲击。同时又影射了主角退伍军人的身份，有关国家和政治矛盾的探讨便在这时浮现出来。

我们可以将Meinhard视为饱受战后创伤打击的典型人物，他那憔悴松垮的面容，标记着20世纪以来几次大型战争带给人类的戕害。至于记忆中血腥弥漫的情节，他甚少提及，只是在伊战前线的见闻加深了他对丛林法则的笃定。“人们要么主动捕食，要么被吃掉。”他语气平静地告诉Adrian，对于这个弱肉强食、成员相互索取利用的社会，他是悲观和心存戒备的，但置身化外之地的孤独清冷，依旧持续激发出他对情感交际的本能需求。

海报上那匹飞奔的白马，在片中作为Adrian送给Meinhard的礼物，仿佛超现实般的诗意图腾，也是一种特殊的古典符号。马是温驯而通灵性的，相对于扑朔迷离的人际关系，人与动物间的羁绊往往更具感染力，透过这种深厚的情感，观众得以窥见人物内在强烈的孤独感与对建立联结的渴求。在德国，老兵境遇往往是悲惨的，主流社会的漠视和驱逐让他们蜷在底层，只能等待凋零。而在异国村庄，他同样面临着人们怀疑的注视，甚至连出门买烟都很困难。贫乏的单字和手语无法实现真正交流，反而让他对眼前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不断产生乐观的误解。《方向》（2017）

出于历史遗留的混乱局面，不少保加利亚人对战争深恶痛绝，这让人想到去年同样入围“一种关注”的保加利亚电影《方向》，后冷战时代下的信仰危机，在夜色包围的街头被一幕幕放大、衔接起来，指向对道德崩塌的全景式扫描。与之相比，《西部》更像是视点精准的心理寓言，围绕Meinhard这个矛盾复杂的形象，和他与村民之间飘忽的距离感，含蓄映照出人们对待战争和这群外来人的消极态度。

作为片中Meinhard的对立人物，工头Vincent无疑更符合“闯入者”这一形象的原始设定。他举止轻浮，自大傲慢，因在河中骚扰女性而将村民激怒，给整支施工队带来麻烦。为了解决营地水源不足的问题，擅自切断村庄供水，还在跌下马背后畏缩而逃，将奄奄一息的白马留在原地。所有这些野蛮行径，都与前者敦厚老实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促使观众将更多同情和美好祈愿放在退伍军人身上。《过客》（1975）

然而再善良的品性也无法扭转现实的悖谬。从Meinhard亲手端起枪终结了那匹马的生命开始，对寻求信任和归属感的期望便开始走向破灭。我们最终发现，他成为了彻底流落的异乡人，试图从记忆深处逃离的同时，却和现实渐行渐远。正如导演在采访中提起那部影响她创作的电影——安东尼奥尼的《过客》，两部影片都捡拾起了文明边界有关自我探寻和认同的命题。在《过客》中，意欲斩断社会属性来重获自由的杰克·尼科尔森，将身份证物丢弃，却走不出自身存在的迷雾，正是从这样茫然无望的挣扎中，流淌出了一种深层的哲学追问。

“你在这儿要找什么？”影片结尾，当一群目击Meinhard和当地女人交好，因而愤懑不满的男村民对他施以拳脚后，Adrian这样关切问道。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在这个包含历史，文化，政治等多个面向的故事中，并不存在限定的行为对象。或者说，男主角作为东西部相遇的缩影，为我们展示的正是在充满歧见和疏离的时空下，和谐融洽的人际交流多么迟滞而无望。当所有对话沟通的尝试化为泡影，被焦虑裹挟的个体又当归于何处？导演没有正面回答，她让Meinhard转身回到派对狂欢的人群中，随舞曲笨拙扭动，在汗液和气息的混杂间，踏上了另一片陌生而寂寥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