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

影片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确切的说，是来自导演本人的生活经历　　1982年的一天，黎巴嫩战场上来了四名年轻的坦克兵，他们独自驾驶着一辆坦克驶进了一个平民村庄。这四名年轻的士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甚至连驾驶坦克也是刚刚学会的。在这个村庄里，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地面作战部队清除那些看上去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　　他们的指挥官是贾米利，在他的指挥下，这次行动的要点是“快速、简单”。然而当坦克进入村庄那一刻起，这次的任务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和地面部队失去了联系，毫无作战经验的坦克兵们像是无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一次简单的军事任务也就变成了屠杀。
在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以色列导演塞缪尔·毛茨（Samuel Maoz）凭借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黎巴嫩》，斩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塞缪尔·毛茨是近年来在国际影坛上崛起的又一新人，他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幼时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其18岁时已经拍摄了十余部实验短片。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塞缪尔·毛茨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坦克兵，在黎巴嫩经历了血腥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塞缪尔·毛茨退伍回家，在以色列的一所大学完成了电影学专业的学习。但退伍后平静的生活并不能抚平他战时遭受的心灵创伤，战场上的一切时刻都在煎熬着他的内心。塞缪尔·毛茨想将战时的经历拍摄成电影，于是便开始提笔从事剧本创作。但是惨痛的回忆屡次打断他的创作，他曾说过“每当我提笔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人肉烧焦的味道”，使他没办法继续写下去，直到后来他才决定坚强起来，“一定要把那味道呈现出来”，最终在2009年完成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根据他的战争经历改编而成，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塞缪尔·毛茨在接受采访时甚至反对别人将其影片称之为“战争片”，声称“影片里表达的是我私人化的故事，是我个人的成长史”。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看不到在战争片中常见的英雄主义、壮士豪情，只能看到一个惊慌失措的坦克兵在瞄准镜中窥视的战争。
一 封闭空间中的压抑性氛围
塞缪尔·毛茨在谈及这部电影时曾说，“我想给人们另一种角度，唤起情感上的体验”。所以他选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视角，即通过坦克炮口的瞄准镜来表现这场战争，“我希望观众的理解与影片中的人物同步，把自己想象成坦克里的士兵，而不是个旁观者，让他们也去体验封闭空间里的感觉。”他的这一做法，奠定了电影的整体格调：观众从始至终都被迫跟随导演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感受压抑性的情感表达，这份压抑感可能是塞缪尔·毛茨对战争的最深刻体验。战场上的压抑与恐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导演通过精心的场面调度，让每一个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都体味到了战争所带来的恐惧与绝望。
这种由战争所带来的恐慌与压抑，首先来自局促空间造就的窒息感。这也是本片与众不同的地方。在我们所熟知的战争片诸如《现代启示录》、《拯救大兵瑞恩》之中，都是在开阔的场景中展开剧情，通过血腥的战场杀戮营造出恐怖压抑的气息。但是这类电影也有自己的缺陷：观众更多的被这些战争场面所震撼，很难感受到身处其中个体的感受。而在《黎巴嫩》当中，导演将所有的故事都设置在坦克之中，使观众更能细致入微地体会每一个士兵的体验。封闭油腻的坦克空间如同一个牢笼一样，将参战士兵们困于其中，坦克内部的污浊与肮脏似乎预示了战争本身亦是如此，坦克中污水形成的镜面也成为士兵心理的反映，从一开始的清澈明晰到后来的混沌不堪，似乎表明士兵们在这令人窒息的空间中渐渐迷失本性，和战车融为一体，可悲地沦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坦克内部的压抑氛围除却空间的因素，紧张的人际关系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在战争题材电影中，战友之间的感情通常是影片表现的重点，诸如《集结号》在讲述“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为士兵正名的同时，也展示了谷子地与战友之间深厚的感情，生死与共的兄弟情怀成为冰冷战场上的最后一丝温情。但在《黎巴嫩》中，同袍之情似乎被有意弱化，在坦克内四人首次见面互相介绍时，装弹手Hertzel就显示出对其他人的不屑，对于指挥官Assi分配的警戒任务也拒绝执行。Assi与Hertzel的激烈争执给这个狭小的空间增添了几许紧张。四个本该团结一致的战士却各自为战，迷茫地应对着未知的未来。不仅如此，在这个小团体中每个人都有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指挥官Assi优柔寡断无力胜任自己的职责，只会翻来覆去地说“我有自己的安排”，根本无法应对突发状况；装弹手Hertzel毫无集体概念只想着快快完成任务好回家休假；机枪手Shmulik难以承受战争压力无法扣动扳机；领航员Yigal年少胆怯稍有挫折就嚎啕大哭不知所措。片中四个士兵都是有缺点的，难怪好莱坞报道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反英雄主义电影”，英雄人物在这部电影是完全缺席的，在坦克内部我们看不到舍身取义、英勇不屈的战士，只能看到被裹夹入战争之中的四个普通年轻人。他们没有所谓的责任感、荣誉感以及为国捐躯的豪情，有的只是无端卷人战争的彷徨与无助。他们相互之间的推诿、指责和争辩，让原本压抑的空间变得更为紧张不安，这种压抑性的氛围似乎也是在控诉战争本身对人心灵的戕害。
电影中压抑性的氛围不仅来自于局促的坦克内部环境和紧张的人际关系，瞄准镜中受限的叙述视角也引出了潜藏的外部危险。坦克中的四个人被钢铁所包围，他们栖居在幽闭的空间之中，他们所能看到的外界永远无法超越瞄准镜中的视野，这样狭小的视域使他们一直处于恐慌之中。他们无法以全知的视角洞察周围的一切，视角的受限平添了坦克兵们的无助感，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永远是茫然的。这种压抑性的情绪最终在坦克受袭后爆发，Hertzel和Yigal执意要抛弃坦克返回基地，行动指挥官Jamil却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坚持让损伤的坦克继续前行。于是四人复归平静，依旧在肮脏的坦克内执行自己的任务。但是外界的威胁并没有消失，四人驾驶着坦克跟随着敌友难辨的长枪党误入叙利亚人的控制区域，将自己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但后来却正是他们极力想逃离的坦克帮了大忙，在一番盲目的狂轰乱炸之后他们居然脱离了险境，不幸的是Yigal却中弹牺牲。影片压抑的氛围贯穿始终，即使开始结尾那两幅为人津津乐道犹如油画般的向日葵地的场景，也在静谧中隐藏着不安的气息，导演想把战争给人带来的压抑感传递到每一个观众的心理，从这方面来看，导演对封闭空间与限制视野的选择是当成功的，但可能正是导演过于表达个人的感受，所以整部电影对战争的价值判断也呈现出个人化色彩。
二 战争伦理的矛盾性表达
《猎鹿人》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曾说过“好的战争题材电影必然是反战的”，《黎巴嫩》也是如此。但是这部电影与一般反战片又有所不同，这部电影并非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阐述战争的破坏性，并将其视觉化，以达到刺激观众视觉，引起观众厌恶战争的目的。而是力图表现战争中个人的感受，通过士兵在战场上心理的转变来说明“战争是一种恶魔一样的东西，它能唤醒你心里的魔鬼”。影片表达了异常矛盾的战争伦理，讲述了在战争之中施暴者的内心挣扎。
并不是每一个士兵生来都是嗜血的，他们在战争中第一次杀人，往往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导演极其生动地将普通士兵在战场上所经历的艰难心灵选择表现了出来。机枪手Shmulik在第一次遭遇敌人时，他通过瞄准镜看到的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惊恐不安的青年，所以他始终没有扣下扳机。在那一刻，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非训练时的标靶，人性之中善的一面使他无法扼杀一个陌生人的生命。但是正是他的一念之差，却导致了自己战友被对方射杀。Shmulik通过瞄准镜亲历了战友死亡的过程，而这无疑是战争之毒对他灵魂的第一次侵蚀，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粗暴的战争伦理：这是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而再次遭遇黎巴嫩人时，Shmulik在挣扎中扣动了扳机，不料击中的却是一个养鸡的老农，血肉模糊的老人在地上高呼“和平”，行动指挥官面无表情地将其射杀，以自卫为名的杀戮显得理直气壮。尼尔·J·斯迈尔瑟在研究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时指出，“邪恶的痼疾在于，万恶之人总是深信别人会对他行恶”， Shmulik等人虽算不上万恶之人，但是在战争中由恐惧和求生引发的杀戮行为已经始露端倪，导演所说的“心中的魔鬼”已然被唤醒。但是以Shmulik为代表的士兵对于这种杀戮显得极为痛苦，当他将自己死去战友的尸体抬出去之后，他惊恐万分地擦去手上的鲜血，战友的死亡让他倍感自责，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成为双重杀手，他的迟疑造成了战友的牺牲，他的决定造成了平民的死亡，不管他在坦克内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其最终结果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在这样荒谬的处境下，这些士兵们必然会淡忘良知选择杀戮。战争逐渐使士兵的心灵受到扭曲，成为杀人的机器。
一旦士兵接收所谓的战争伦理，他们所造成的破坏性是极其可怕的，以色列的另一位导演阿里·福尔曼拍摄的《与巴舍尔跳华尔兹》就讲述了这场战争中“贝特鲁大屠杀”的故事，揭示了以军在这场战争中不光彩的一幕。塞缪尔·毛茨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我无法逃脱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在电影中更是直接表现了以方在战争中的暴行。在电影中指挥官Jamil在布置任务时曾多次强调，“我们的轰炸机已经把那扫平了”，在这看似平淡的语句中隐含了难以言说的罪恶，导演则通过瞄准镜以特写的方式，将这些血腥的场景一一再现。在瞄准镜中剥离了背景干扰的惨状显得触目惊心，Shmulik四人驾驶坦克进城时，整个城市已经沦为人间炼狱，断壁残垣横尸满地。而一个被炸翻在地，余息尚存的驴子显得尤为凄惨恐怖，在特写镜头下，它痛苦而急促地呼吸着，眼角流下泪水。这幅惨剧似乎也验证了丘吉尔所说的一段话：现代战争积聚了巨大的动力，使人为机器所戮，杀戮已成产业，与芝加哥宰牲无异。 战争成为赤裸裸的对生命的掠夺。
Shmulik等人对自己的暴行似乎也心存愧疚，他们不得不直面当地幸存者仇恨的眼光。导演在电影中连续用了三个特写镜头加强了这种效果，第一次是一个坐在死尸旁边的老人，第二次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孩子，第三次是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母亲，他们年龄性别不同，但是眼中的惊恐愤怒和无助却是相同的。他们对镜头的凝视，似乎是对每一个参战士兵灵魂的拷问，这些仇恨的眼光俨然也成了中东局势的情感提炼。当然这些无助的市民可能不知道，在钢铁躯壳内部的士兵们，也同样是惊恐不安。如导演所言，他们似乎只是“想活下来，想从这个环境逃出来，才躲在坦克内拼命朝外开火”。这种叙述倾向在电影的后半段表现的异常明显。Shmulik四人驾驶坦克误入叙利亚人控制区域，他们的身份似乎从入侵者转为突围者，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弱者，这种身份转换为他们的大肆开火（包括使用国际上禁用的白磷弹）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我们是自卫，求生的本能使然。于是电影在此形成了一个吊诡的局面：不管是黎巴嫩市民，还是入侵的以色列士兵，似乎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不免让人心生困惑，战场上所有的血腥与残暴该归因于谁？塞缪尔·毛茨拍摄此片救赎自己灵魂的落脚点又在何处呢？
三 艺术与现实的尴尬联系
尽管塞缪尔·毛茨一再表示自己“没有很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这不电影记录的事情只是“历史的素材”，但是诚如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言，“我不认为作者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决定，但是我相信，作者肯定处于他们的社会历史当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被这种历史和社会经验所塑造。” 这就意味着摒弃社会现实来解读这部电影会有失偏颇，要客观评价这部电影，就必须考察这部电影的社会背景。电影讲述的是第五次中东战争发生的事情，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杀，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这种攻入敌国首府来保卫自己领土的行为具有十足的侵略色彩。然而影片在开始时并没有交代历史背景，只是讲述一次军事行动，展示的似乎是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会出现的道德困境。当然也可能是导演觉得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不需要多做解释。但是试想一个对这段历史完全无知的人来观看这部电影的话，可能会获得一种截然相反的观影体验，他可能仅仅会流于形而上的战争评价，仅仅批判战争本身的罪恶，而忽视了战争发起者的罪责。这也是这部电影在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尴尬联系，塞缪尔·毛茨似乎太过于强调个人战争体验，犹如他在本片中所选择的瞄准镜视角一样，过于狭窄的视角使他无法观察到战争的全貌，只能流于个体化的战争体悟。而且这种战争体验似乎也如英国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在《面对面的杀戮》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士兵以“服从命令”和“环境使然”来为自己战场上的罪行解脱。塞缪尔·毛茨本人可能并非此意，但是当其淡化这场战争的侵略色彩，仅仅强调战争对人性的戕害时，已经制约了本片的反思深度，艺术表现与历史现实之间永远不是对等的关系，《黎巴嫩》最终表现的只能是瞄准镜中个人化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