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之交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长白山地区。汉族小伙刘金保（赵联饰）和朝鲜族青年金永俊（白英宽饰）结伴去深山挖参，以此维持两家各自的贫困生活。不料遭遇巡山的日寇讨伐队，为保护金保，永俊受伤落下山崖。金保以为永俊已死，绝望回家，他把卖参所得交给永俊父母，誓言今后做一个儿子义务。劳作中，他与永俊妹妹惠淑产生感情，汉奸小棒子（李亚林饰）设计诈取了金保他们的血汗钱，并欲欺侮永俊的未婚妻，金保将其救下，小棒子枉按罪名抓走金保。大难不死被抗联救起的永俊回家了，作证救出金保，阴险的小棒子以私通游击队为名将他逮捕，金保在深里将永俊救出，永俊怀着复仇的渴望......此片让老比利晚节不保。因为它居然是一部翻拍片！作为影史最伟大的编剧导演之一，居然以翻拍他人作品的形式结束自己辉煌的导演生涯，本身就已让人跌破眼镜。更何况，这次改编还不那么成功。最大的问题是演员。原版中凡杜拉与另位神经兮兮懦弱的法国男演员无论是外形还是表演都与各自的角色高度契合。更重要的是，两人角色性格上的高反差，是制造喜剧效果的关键所在。相比之下，怀尔德版本中的杰克·莱蒙和沃尔特·马修提供不了这样的对比。莱蒙更适合一些。因为他善于扮演时运不济的小人物。但莱蒙式的小人物与白痴式的衰人还是有一定距离。而马修就差的太远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不像是个冷血杀手！另外，俩人岁数偏大也是问题。其实，《公寓》和《热情似火》之后的多部比利怀尔德喜剧都存在选角失当的问题。比如《午后之爱》的库伯，《两代情》中莱蒙是代表。前者问题是太冷，后者则是过于平民化，缺乏豪门二代公子哥的风雅。但怀尔德似乎不介意这些（还是不善于？）。他习惯用复杂的情节、华丽的台词而非演员表演去制造喜剧效果。但或许是对原版的故事结构已相当满意，怀尔德没有对本片作太多修改。相对新加入的《花街》式的三次谋杀引出两位主人公的引子部分，本人还是更喜欢后面的两处。第一处。证人到达法院门口，聪明的警长为保险起见让证人与警员换装。而那一边，旅馆房间内的杀手马修却因医生误打镇静剂而精神恍惚一枪打歪。但负负得正，子弹歪打正着。证人中枪倒地！另一处，则更充分地表现了怀尔德的编剧天赋：稍早的段落中，马修增假扮神父混过了警长的路卡盘查。而神父这个戏剧元素并未因此而消失，它成为了伏笔。所以当后面开枪后马修二度变身神父准备开车逃离。他却被那位警长叫住，硬着头皮为垂死证人作临终祷告！杀手为被杀人作祷告？这黑色幽默还真不是一般的黑！而说到伏笔就想起最近看过的《蓝领工人》。从主题方面来说，这部反映七十年美国底层工人生活工作状况以及批判工会伪善的现实主义剧情剧无疑要更为深刻。但在剧情编排水准上，同为编剧导演的保罗·施拉德却要比老怀尔德逊色许多。举个例子。片中有处情节是三好友之一提出要打劫本厂工会的保险库。而卡特尔所扮演的工人自觉风险过大没有答应。下班回家吃饭，他发现女儿迟迟未下楼。经询问才知因铁丝卡住牙套刺破了唇舌需要看医生。看医生开销不菲，而他手头没有这笔预算。于是改变了主意……类似的情节其实在很多剧情剧中都出现过。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角色面临某一两难境地，然后有外在因素突然介入导致角色必须做出选择。结构不复杂，但颇能考验编剧的功力。特别是如何处理那个“外在因素”。像怀尔德这样的编剧大师，他会设置伏笔。追求“挂在第一幕的墙上的枪到了第三幕一定要响”的含蓄效果。而对于那些能力较差的编剧，他们的做法就简单直接的多：“这一幕我需要开枪，那好，我就随手抄起一把枪！“ 结果上看，两者没有差别。因为矛盾获得解决。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后者却显得很无趣！于是，引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形式表现完美主题较浅显，和故事讲的相当乏味内涵却相当深刻之间，我们到底作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