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本剧讲述的是嘉靖与海瑞的故事。嘉靖三十九年，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奸臣严嵩（倪大红饰）党羽密布、权倾朝野，清官海瑞（黄志忠饰）不惧强权，敢于向腐朽封建的皇权发起挑战。皇帝朱厚熜（陈宝国饰）练道修玄二十载，始终把控着大明朝的军政、经济大权。当时的中国经济发达，市井文化也算繁荣，但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国家大面积实施的土地兼并使千百万农民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严嵩的专权引起了地方各级官员的不满，“倒严”之声甚嚣尘上，从上至下、从里到外，从朝廷到地方官府，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血雨腥风。忠臣良将与乱臣贼子纷纷登上了当时的历史舞台......《大明王朝1566》并不能算得是一部典型意义上的古装正戏，尽管它将历史背景定位在了明朝嘉靖年间，对海瑞、嘉靖、张居正等历史人物的塑造也堪称血有肉、活灵活现。然而，整部剧自始至终的故事内容都是虚构化的、演绎化的。可这“纯属虚构”的艺术作品，却在逻辑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自洽，这使得我们在观剧过程中竟产生出一种信以为真的迷醉感。只因故事逻辑的内核与历史逻辑的内核高度重叠——从宫廷帝相到基层官民，每一个人物的心理活动，行为举止，无不夹带着中国千百年来权力斗争的痕迹和阴影。
编剧刘和平老师，并没有在传统意义上遵循历史进行创作，而是以其对历史、官场、人性的深度理解，再造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全剧四十六集，每一集所呈现出的信息、细节和意义，都值得再三品味。故而笔者选择在重看《大明王朝》之际，一集一记，以期更深领会刘和平老师的艺术功力与创作深意。
【第一集】
 
开篇即是在杖毙钦天监的血腥情节中展开，体现了权力斗争法则的残酷和无情。自西汉董仲舒开创“天人感应”学说以来，“天命”便成为了历代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君权神授，皇帝是“真龙天子”——上天的儿子，因而具备君临天下、统御万方的法统。但每逢天有异象、地生灾变，则意味着皇帝无德，人事不修，天怒人怨，致使上天降下灾祸。
而嘉靖帝笃信道教，比起一般皇帝更忌讳灾变之说，故而对周云逸的谏议大感震怒，施展起当年“大议礼”时期的法宝，以杖刑惩罚周云逸；同时内心也多少感到畏惧和惶恐，因此在玉熙宫斋戒祈雪，请求上苍的原谅。
笔锋一转，夹叙了一段司礼监众生相。明朝中叶的政治架构，是由内阁与司礼监共同支撑起来的。大小政务由内阁官员进行商议决策，并附本进呈，是为“票拟”；司礼监则代替皇上对内阁的建议进行裁决，是为“批红”。因此，司礼监掌印太监堪称是明朝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冯保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得蒙掌印太监吕芳亲自提携，步入中层，意气风发。可惜年轻气盛，兼以得意忘形，把周云逸往死里打，伤了裕王的面子；又非要抢在同僚之前“报祥瑞”，吃相太过难看，难免得罪了上上下下一大帮子人。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冯保一路小跑面见他的干爹吕芳，竟是踩着廊庑跳过来的，大内深宫之中竟敢如此毛毛躁躁、孟浪行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没有直接被人弄死，算是他祖上积德了。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吕芳不仅没有压着小太监不让他们报祥瑞，反而下令让每个人都放开嗓子喊“下雪了”，显得深宫之中喜气洋洋。吕芳与冯保二人的器宇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之后便是《大明王朝》最精彩的桥段之一——廷前议事了。以严嵩、严世蕃父子为首的“严党”，和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首的“清流”，第一次在皇帝面前短兵相接。吕芳、陈洪身为宦官，则是严党、清流之外的第三方——帝党，但在立场上稍稍偏向于严党。
议事之前，内阁首辅严嵩先是一番讲话，试图为今年的财政状况定下调子——财政吃紧，全系自然灾害所致，有些人却借此发挥，“诽谤朝廷”，攻击圣上，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还是“实心用事”的好。话里有话，暗示大家赶紧批准财政报告，不要多生事端。
岂料徐、高、张三人谋划已久，早欲借这次议事扳倒严嵩。于是将账面上的情弊摆了出来，接连发力。三个人攻击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作为清流领袖，内阁次辅，徐阶一直默不作声，让手下两个小弟发难；高拱是声辞咄咄，气势逼人；张居正则是讲事实、摆道理，侃侃而谈，对事不对人。
作为守方，严嵩双手烤火，沉默不语，一切刀光剑影全由严世蕃接招。严世蕃的路数简单而又直接——扣帽子，几乎句句都夹带着皇上，但凡高、张举出一条有猫腻的账目，严世蕃立刻说这是在指桑骂槐，名为攻击严党，实则剑指皇上。搞得心直口快的高拱张口结舌。最后，两个火爆脾气的大臣都按捺不住了，一个说你要杀人动手便是，犯不着欲加之罪；一个更发了个大招，直指对方是周云逸诽谤朝廷的后台。
事实上，严世蕃虽然是贪官奸臣，但也不无委屈之处。嘉靖皇帝大兴土木，严氏父子不得不挖空心思给主子弄钱，不然这内阁的位子就朝不保夕。可想要尽快来钱的话，就必须得向百姓盘剥、克扣、横征暴敛乃至敲骨吸髓，这些事清官做不来，只有贪官才能做（对此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也有精当的描述）。所以严氏父子臭名远扬，倒不一定完全因为他们是大奸巨贪，也因为他们在为主子做着收取苛捐杂税的任务，无形中替皇帝背了不少黑锅。
 
严世蕃、高拱的调门越拉越高，眼看便要闹得僵了，一直藏于帘后故作神秘的嘉靖帝，这才出来打圆场：一边说打死周云逸，自己也有点惋惜，以此安抚清流；一边说好汉才娶九妻，调侃严世蕃，以此鼓励严党，真可谓刀削豆腐两面光。嘉靖帝一边任用严党捞钱，一边用清流制约严党，自己却一语不发，出了事就推几个大臣出去担责任，这虽是高明的御人之术，但实在太过阴损。
皇帝出面之后，原本默不作声的严嵩开始说话了，说都怪自己前几年没有及时修路，导致现在花了不少冤枉钱，却闭口不谈账面出入的问题，典型的避重就轻。同时说在具体施政方针方面，自己曾与张居正商量过——以此挑拨离间，分化清流的团结。最后适时提出了浙江“改稻为桑”的建议，于公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危机，于私可以借此发财敛钱，公私兼顾。“改稻为桑”恐怕是严党集团处心积虑精心炮制的一个计划。
皇帝对此计划大感新奇，顺着话茬说了几句，言下不无肯定的意思，严世蕃立刻来了句“圣明天纵无过皇上”，就当是皇帝首肯了，丝毫不给清流反对的机会。父子之间配合默契，丝丝入扣，难怪能把持朝政二十余年而不倒。
此次廷前议事，无疑是严党占了上风。一是严党确实是在为皇上办事，挟天子以令诸侯，称得上是政治正确；二是严党有司礼监为奥援，有些账目是陈洪帮忙糊弄过去的（剧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以陈洪的人品和地位，八成和严世蕃暗中有着利益往来）。严党糊弄过去了去年的账目，又打响了“改稻为桑”这一炮，还顺便指出高拱和张居正是周云逸的后台，引起皇帝疑忌，称得上是一石三鸟。
可需要注意的是，这次议事，最大的赢家不是严党，而是嘉靖帝。财政出现危机，归根结底是皇帝大兴土木、开支无度。严党变着法子弄钱，清流绞尽脑汁算账，都是在给皇帝擦屁股，但清流和严党却只能互相指谪，没人敢追究最高领导人的责任。“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梁不正下梁歪，帝王心术如此，无怪乎后人说大明朝亡于嘉靖了。
【第二集】
嘉靖帝说：“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并且几次三番问严氏父子，周云逸到底有没有后台？足见他对这件事的介怀。这是因为，周云逸一案直接关联裕王。
嘉靖帝的长子不满百岁便夭折；次子也在二十岁时早逝。为此嘉靖帝找道士算命，得到了“二龙不得相见”的告诫——即皇帝和皇子不宜见面，否则其中一方非死即伤。
裕王是嘉靖帝的第三子，虽未被册封为太子，但却是内定的储君，宫中内外对此也都心知肚明。自古以来，储君是风险最高的行当之一。一来皇帝会时不时怀疑对方挑战自己的权威；二来无数政治投机家为了荣华富贵，也会纷纷给储君做幕僚（也就是未来的帝王师），有意无意怂恿储君挑战皇帝的权威。太子爷夹在上下中间，里外不是人，只能韬光养晦，静待老皇帝嗝屁儿之后再有作为。像刘shao奇、木木biao这样的，就是储君做得不够低调，直接被老皇帝干掉。
从第一集裕王说“周云逸之死是我的罪过”来看，裕王和徐高张确实是周云逸的后台，为了斗倒严嵩，把这个钦天监的诤臣推出去当炮灰。恰好嘉靖帝又是一位雄猜之主，若不是王妃及时生了个龙孙，恐怕裕王的日子就要难过了。
冯保为了在主子面前表现而犯了众怒，在宫里是呆不下去了，被他的干爹兼人生导师——吕芳派到了裕王府当差。这实在是高明的一着，一来相当于司礼监在裕王府里安插了一个眼线（更有可能这个眼线是嘉靖为监视不安分的儿子而安插的）；二来如果冯保表现得好，得到裕王信任的话，未来改朝换代，吕芳、冯保一党仍旧不失富贵。冯保却没有身赴险境的勇气和胆魄，为了劝慰干儿子，吕芳讲了两个极为深刻的道理：
一是三思，思危思退思变：时时觉察危险，就能躲开危险，躲到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低调行事。退下来慢慢想，反思自己的过错，计划将来的打算。
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既然得罪了裕王，与其等他登上宝座之后进行政治清算，还不如主动过去示好，赢得未来领导人的信任。
平时要居安思危，持盈保泰，必要时也要破釜沉舟、放手一搏。吕芳这一着不止于单纯意义上的下闲棋、烧冷灶，也是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的为官心得。后来冯保飞黄腾达，成为与张居正共同执掌大明权柄的大太监，不知是否还会想起当年两鬓苍白的干爹，语重心长的教导呢？
吕芳、冯保父子推谈之后，是清流党的围炉夜话。裕王和内阁徐、高、张，外加一个裕王府詹事谭纶围在一起分析政局动态。改稻苗为桑苗，说来容易，可改种期间，农民的赖以为生的口粮从哪弄呢？这是长于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的嘉靖帝无法理解的。升斗小民无法支付改稻为桑的成本，地主富商却能够支付，因此土地兼并、农民变成地主的奴隶便成了唯一的结果。严党的智囊们利欲熏心，却不计百姓死活，明显是低估了官逼民反的可能性。又或者，就算真的官逼民反，那也是地方官背黑锅，事不关己。
紧接着画面就转向了马宁远这个地方官员上。马宁远由贫寒书生一步步爬到了杭州知府这个位置，一路走来也算是个励志的故事了。可惜书呆子气太重，脑袋一根筋，只知道一板一眼地完成上级交付下来的任务，却从来不去分析官场利害和民间生态，因此成为政治斗争祭坛上的第一道祭品。借调戚继光的兵去断水踏苗，视阻拦的农民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幕后操纵”（典型的维稳心态），事情闹大了就赶紧请示上级；张口闭口就是“我也是部堂的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这种人不被人当枪使，这种人不去做炮灰，那中国官场真是谁都可以进了。
顺便说一句，马宁远的饰演者，后来在新三国里演马谡；齐大柱的饰演者，后来在新水浒里演鲁智深，马谡捉鲁达，为之一笑。另外演马宁远的人文弱秀气，眼光呆滞，表情木讷，丝毫没有体现马宁远偏执无知的性格特征，演技极差。好在这个角色早早就死了，不用看着难受。
画风再转，浙江地方最高长官胡宗宪，陪同织造局杨金水，会见外商、招商引资。胡宗宪是内阁首辅严嵩的嫡系，杨金水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的亲传，两人看似立场一致，实则貌合神离。只因杨金水只负责拉投资，胡宗宪却要顾及民生，利益不同，为两人日后的冲突埋下伏笔。
只因马宁远断水、踏苗、抓人，逼得农民齐刷刷跪在总督衙门府门口请愿，眼看事情就要闹大了，浙江衙门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浙江算是严党的大本营，被清流派到浙江争取胡宗宪的谭纶，自然成了浙江官场的众矢之的。郑泌昌、何茂才、马宁远等人要么明枪要么暗箭，无不在挤兑谭纶。还好胡宗宪及时站了出来，晓以大义，并且直接上疏朝廷，阐述改稻为桑在技术操作上的难度，谭纶才不至于在浙江被搞死。
奏疏还没到皇帝的手里，严党、清流两边却都率先接到了奏疏。清流自然是欢欣雀跃，认为一切都是谭纶的功劳，严党严世蕃、罗龙文则跳着脚的暴怒，并且向严嵩陈说胡宗宪所做一切全是为了讨好裕王、改换门庭、给自己留退路，句句带刀，既杀人，又诛心。如果说严嵩还保有一两分政治良心的话，恐怕也要被这一帮围在身边的小人给抹杀掉了。
【第三集】
胡宗宪硬是抗住了严党与帝党两方的压力，上疏朝廷，请求“改稻为桑”暂缓实行。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治老油条严嵩，特意在皇帝抱孙子的时候把这份奏疏递上去。正沉浸在天伦之乐里的嘉靖帝，自然懒得去听这些让人心烦的消息，一脚把皮球踹回内阁去了。
严嵩这招四两拨千斤，是建立在对人性和官僚政治的几十年体悟之上的，不可谓之不高明。而皇帝为了怕麻烦，甘愿闭目塞听，置浙江百万生民而不顾，也是一件相当可悲的事情。
折子被打了回来，胡宗宪相当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向谭纶吐槽。当初倘若谭纶不代表裕王及清流党到浙江，那“改稻为桑”的问题不涉及到党争，胡宗宪还可以跟严嵩商量着办。现在谭纶及其背后的裕王插手此事，胡宗宪的一举一动难免会被严党过度解读，甚至会被心胸狭窄的严世蕃视为背主求荣之举。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裕王及徐、高、张，当初不该大张旗鼓插个钉子到浙江去，哪怕派谭纶暗中去找胡宗宪，也比这样明着较劲来得好些。不过以清流党的孤高自诩，恐怕也不屑于玩暗通声气这一套吧。
最后胡宗宪把谭纶调到了戚继光的军营里，一来是谭纶已成浙江官场众矢之的，派到军营里也起到保护的作用；二来把裕王这条线上的人调开，离自己稍微远一些，多少能够避嫌，自己以后做事也能更放得开手脚一些；三来浙江官场窳败已极，只怕严党及腐败习气会蔓延到军队去，让谭纶挟裕王之威协助戚继光治军，以预备未来对抗倭寇和匪患。
继“廷前议事”之后，本剧的第二出折子戏——毁堤淹田呼之欲出了。也只有盛气凌人、杀气腾腾的严世蕃才能想出这种霸道毒辣的招数，决口毁堤，逼百姓卖田买粮。中央的严世蕃及严党，吕芳及织造局；地方上的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乃至淳安、建德两个知县，上上下下窜通一气，瞒过嘉靖帝、瞒过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启动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浙江百姓屠杀计划。
更妙的是，这个计划的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只要祭出马宁远的人头即可。马宁远，这个政治上的弱智，也亏得他甘愿自己跳出来当炮灰，被杨公公、郑泌昌、何茂才软话硬话一激，想都没想冲在前线就把九个县的堤全炸了。不管是河道失修，还是日后被查出毁堤淹田，马宁远这个直接责任人都难逃一死。杨、郑、何三人，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却可以躲在后面大发横财，出了事自己也不担责任，把马宁远推出来就是。
事实上，在中国，“毁堤淹田”这种牺牲百姓以推行改革的做法，可谓屡见不鲜，甚至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正所谓“吾为大义计，何惜小民哉”，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牺牲一部分老百姓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官员的上帝视角下，被视为是“改革阵痛”，是“壮士断腕”——反正阵痛也不是官员阵痛，断腕也不是官员断腕，兴亡都是百姓苦罢了。
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及黑格尔模式的暴力特征。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而历史的逻辑是必然遵循着规律去发展的，那么在历史进程中，阻碍这个规律的事物都要被消灭掉，哪怕不择手段也可以。这便是黑格尔模式的暴力特征。现代官员为了城市现代化，不惜强拆贫民房屋，背后依靠的就是这种逻辑。
事实上，毁堤淹田之后，如果胡宗宪揣着明白装糊涂，借坡下驴，开展改稻为桑与土地兼并，也没人怪他，毕竟他已经尽力了。可谭纶又想出了一招“分洪”，以制衡严世蕃的“毁堤”。不管胡宗宪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出于守土之责，他也只能照着谭纶说的办了。
这一着“分洪”，完全打乱了严党的阵脚。清流与严党之间在浙江上的斗法，就此展开。
【第四集】
马宁远虽说是个政治弱智，好在还明白几分事理，临死前去找胡宗宪进行交代，而不是继续跟杨、郑、何沆瀣一气。若不是胡宗宪把郑泌昌、何茂才叫来，让马宁远看透这些小人的嘴脸，只怕死了还要硬撑着给他们背黑锅。
胡宗宪被上峰抛弃，被下级欺瞒，气得够呛。作为躬身入局之人，胡宗宪看事情的角度和严党、清流是不一样的。严党集团只知道生财（为嘉靖生财，同时为自己生财），而不知道爱民，因此横征暴敛、上下其手，他们与胡宗宪之间的区别，是政客与政治家之间的区别。杨金水代表的织造局及司礼监，只管替朝廷创收，而不必恤民，出了事也不干他们的责任，因此胆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他们与胡宗宪之间的区别，是因业务不同而立场不同的区别。马宁远与胡宗宪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只知道认死理，另一个则看得长远通达，是目光狭窄和大局观的区别。
不过马宁远也没白白充当炮灰，得亏他临死前发挥余热，跑去给胡宗宪录了口供，让胡宗宪死死地将严党把柄握在手上，这才不至于让他的老师陷入被动之中。
手握供状的胡宗宪，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将毁堤淹田案上报中央，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撕破脸地干，也省得自己继续受这窝囊气；二是照杨、郑、何的说法，大事化小，只报个河道失修，杀几个河道监管了事。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的话，那无异于引爆官场核武器，上上下下一块玩完，连胡宗宪本人都不一定能全身而退（必定会遭到严党的全力反扑）。深谙官场之道的胡宗宪，只得付之一忍。
当然，胡宗宪这个总督也不白给的，只手凭着供状这一个大杀器，逼得杨金水，还有郑、何跟他联名上奏，请求改稻为桑延缓三年。自己手底下牺牲了一个马宁远，织造局那边也得推出来个李玄陪葬（当然也是为了圆“河道失修”这个谎），一命偿一命，好生解气。
其实李玄死得当真很冤。马宁远和淳安、建德两个知县带人炸堤，可以说是死有余辜，只是死的罪名不一样而已。可毁堤淹田案，从头到尾李玄是被蒙在鼓里的，而且当初他监管修建河道的时候，也尽心尽力，修得“金汤般牢固”，只可惜身在局中，不得不给他干爹杨金水卖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卖了这条性命。杨金水比郑泌昌、何茂才还强点，内心深感愧疚，给李玄又是送河豚、又是送美女（只是苦了芸娘），让这个干儿子安心上路。
这段戏的台词也很考究，杨金水跟李玄喝一杯说一句，结果句句离不开一个“死”字。在政治斗争的绞杀下，这条命委实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
出人意料的是，毁堤淹田这么大的动作，严党集团非但瞒着胡宗宪，还瞒过了严阁老严嵩。严嵩也是被一群魔鬼架到了火炕上，身不由己了。
九个县被淹，惊动了中央，嘉靖找严嵩和吕芳问责，严嵩一时之间也没什么好法子，只能用缓兵之计，让嘉靖把胡宗宪从浙江叫来，可以趁胡宗宪进京这几天再统一口径。
吕芳却不愿跟严党这一帮伤天害理的人一起背黑锅，把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嘉靖帝。杨金水御前奏对，和盘托出，而且条分缕析，不偏不倚，在政治上完美地过了关。最好的隐瞒就是不隐瞒，信哉斯言。嘉靖说“明里不要赏他什么，暗里奖他点什么吧”，是免得严党、清流知道，司礼监及织造局这条线，其实通向皇帝本人。
严嵩、吕芳、嘉靖都在动脑子，严世蕃这个官二代却在使意气。又是写信又是骂娘，变着法儿地报复胡宗宪。大概是严世蕃是公子哥儿出身，骄横惯了，身边又大多是谄媚之徒，从没受过委屈，所以对于胡宗宪的“不听话”极感愤怒。也有可能是严世蕃工作多年，却从未得到过严嵩这个老父亲的认可，相反，胡宗宪却常常得蒙严嵩的夸赞。嫉恨之心作祟，也使得严世蕃将胡宗宪视为眼中钉。
事实上，严世蕃狠则狠矣，在政治上也算不得高手。胡宗宪身为总督，又处于浙江这个关口之地，地位何等重要，是第一个该争取、该拉拢的人。更何况胡宗宪身为严嵩亲传弟子，本是百分之百的严党，只是步调跟上面不一致而已，严世蕃不去设身处地地想对方难处，却搞“逆我者亡”“党同伐异”那一套，把胡宗宪逼到了裕王那边。再大的基业，也要禁不起这个二世祖的折腾，也难怪严家败亡，严世蕃本人最后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