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尼亚在42街口

法国伟大导演路易斯·马勒的最后一部遗作，采用了一种颇为复杂的戏中戏的方式，探索生活即戏与戏即生活的微妙交织关系。片中很多演员时而做自己，时而成为剧中的人物，在真假生活互动中演绎着他们之间的混沌，摸不着头绪，故意找麻烦，抓住一点感情关系，不愿意放手。整部电影的形象比较单调，但演技却相当精彩，被美联社评选为1990年代十大最佳影片之一。作为法国导演路易斯·马勒的最后一部遗作，周靖采用了一种颇为复杂的戏中戏的方式，捕捉和探索生活即戏与戏即生活的微妙交织关系。影片中的很多演员，时而成为自己，时而成为剧中的人物，在真实与虚假的生活互动中演绎着他们之间纠结的情感关系。整部电影的形象比较单调，但演技却相当精彩，被美联社评选为1990年代十大最佳影片之一。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5386.html 我们还能怎样？我们只能过日子，我们会度过一长串的日子，度过无数的夜晚，我们会挨过命运给我们的苦难，我们会不断地为别人去辛苦，至死方休。当我们死的时候，会顺其自然地死去，坟墓将见证我们吃过苦，曾流泪，了解我们心中的苦毒，上帝会怜悯我们。我们将极乐永生，我们将以温柔的心回顾在人世的不幸，我们会微笑，在永生里我们将安息。我们将在天使的歌声里安息，在珍珠宝石中安息我们，往下看会看见邪恶人世，一切的邪恶，我们所受的苦，被神的怜悯洗涤，我们重生，我们知道你一生没有快乐，但是要等待，我们会安息，我们会安息。

过完这些日子，最后会死去，在神的怜悯中安息，然后重生，当一切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或者也是一种安慰。亚历山大教授和年轻的妻子离去了，环保主义者的菲比一生走开了，伴随着远去的马车铃铛声，夜晚的屋子里坐着苏尼亚和他的万尼亚舅舅，“黄油，16磅，荞麦，5磅……”万尼亚开始最后的算账，苏尼亚转过脸对舅舅说着，万尼亚舅舅或者在摇头，或者在点头，但最后在没有反驳中走向“剧终”——导演安德烈和剧组人员走上来，抚摸他们的肩膀，露出满意的微笑。这是42号街口的破旧剧院，这是没有其它观众在场的《万尼亚舅舅》，当一切结束，是人生暂告一个段落，是剧情的最后终结，也是120分钟电影的落幕。

剧中的人生，正在排演的戏剧，以及一部关于万尼亚的电影，无疑路易·马勒建立起了三重文本。改编自契科夫的小说《万尼亚舅舅》，三重文本最核心的当然是这个展示一家人生活和矛盾的剧本，它在舞台上排演，即使没有剧本，也真实地展示了人的生存境况。而当安德烈将这部剧本搬上舞台，华莱士饰演万尼亚舅舅，这便构成了第二重文本，而这个第二重文本在路易·马勒的电影里，完全可以看成是对《与安德烈晚餐》的另一种演绎：也是导演安德烈，也是演员华莱士，当扮演者和剧中人物的名字同名，路易·马勒是不是在拆解“第四道墙”？只是，《与安德烈晚餐》里，两个人对坐着，戏剧是他们谈论的主题，一种言说的剧本，他们回忆，他们交流，他们表达，而在这里，言说的剧本变成了一种戏剧的实践：安德烈和华莱士在42号街口相遇，那时，安德烈穿过了街上穿流的行人，那时，华莱士正在路口吃着犹太馅饼，然后他们在街口握手，一起进入剧场。而和《与安德烈晚餐》的另一个不同点是，在这里有观众，尽管是彩排，舞台之下还没有真正的现场观众，甚至这个剧场也是荒废已久，屋顶还漏着水，但是当那个叫赵女士的女人，叫弗里普的男人，以及那些工作人员一起进入剧场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在场的观众。

这是从言说的文本走向戏剧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路易·马勒的镜头下，第一幕展现的是街上匆匆行进的人，他们表情各异，他们的方向不同，他们是老人，他们是青年，他们是男人，他们是女人，当这一天的生活在行走中展开，其实暗示着他们就是生活中的剧中人，也是他人的观众，而这种日常生活的展示也是为了安德烈这个《万尼亚舅舅》剧本的演出预设了观众。有了观众，有了演员，在排演的过程中，导演安德烈也总是打破节奏，当万尼亚对着叶琳娜说：“我爱你，我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然后依偎在她怀里的时候，安德烈就插入了进来，他说表演得不错；当叶琳娜自言自语表达她对菲比医生的感觉时：“他理应被爱，但是我觉得自己幸福吗？”安德烈在台下说：“很好，大家休息一下。”于是演员和剧组人员一起吃点心；而在最后，当苏尼亚对万尼亚说出那一番感叹时，剧情已经走向了终结，安德烈和剧组人员又走上了舞台，和演员们站在一起。

安德烈是导演，他控制着整场演出，他的中断，他的评价，都在提醒电影观众：这是一部正在被排演的戏剧，所以这一情景下便构成了路易·马勒的第三重文本。从改编契科夫的剧本，到安德烈导演的剧本，再到路易·马勒的电影，三重文本的界线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当在排演中，饰演者和剧中人名字一样，当电影变成《与安德烈晚餐》的一种实践，三重文本却又是交错在一起，而路易·马勒的这种模糊戏剧和电影之间的做法，其实为了更好地让这部戏剧折射现实，是为了反映舞台之下的生活，甚至是为了让那些观众自己成为演员，在对戏剧和电影的观影中体验自身的生活遭遇，所以当它突破三重文本的界限成为一体的时候，苏尼亚最后对万尼亚说的话成了对生活本身的解读。

为什么苏尼亚会对舅舅万尼亚说这些话？这似乎基于自己遭遇的一种写照，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教授，他在母亲逝世之后娶了年轻美貌的叶琳娜，对于这一段婚姻，苏尼亚似乎存在着某种芥蒂，而这种芥蒂也加大了她和叶琳娜之间的误解，也终于有一天，他们坐在一起宣布和解，像两姐妹一样谈论，消除误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是，她们共用一个杯子喝酒，而苏尼亚又把叶琳娜当成是一个倾听者，说起她对于菲比医生的暗恋，“我还是很高兴，我爱着他的声音。”是在和菲比对话时听到菲比说：“我对谁也没有感觉，我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明显是一种拒绝，但苏尼亚似乎沉浸在自我的臆想之中，而且在叶琳娜面前，她希望能真正探究菲比的想法，但是又不自信，苏尼亚的悲哀在于她总是觉得自己因为不够漂亮而得不到爱情。

一种自卑，其实是活在压抑之中，她暗恋者菲比，却只能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想法，在菲比毫无感觉的拒绝中，她又无法面对自己的丑陋，仅仅是这一点，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而这或许就是她对万尼亚舅舅说的那种“命运给我们的苦难”。而万尼亚呢？一样没有菲比的帅气，一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爱人，那是20岁前，他爱上的就是17岁的叶琳娜，但是没有表达的暗恋，最后叶琳娜却嫁给了自己的姐夫亚历山大教授，成为苏尼亚的继母，而当20年后一家人在这个雨夜再次坐在一起的时候，万尼亚终于无法抑制对叶琳娜的爱，她靠在叶琳娜的怀里，说出了“我爱你”的话，仿佛也看到了时光没有逝去时的青春和幸福，但是只能适可而止，一种感情最终成为压抑着47岁的万尼亚的“苦难”。

而其实，万尼亚的苦难是双重的，他这25年来一直为亚历山大教授做服务工作，给他的著作誊写文本，为这个家的收支算账，所以当爱情逝去，当青春逝去，他变成了一事无成的人，而在47岁这个日暮时分，他终于无法抑制生活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他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我本来可以成为叔本华，可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本来可以享受这一切！”自己没有走上成为天才这条路，于他来说就是整个生命的停滞状态，而在他看来，造成这种不公的正是眼前的亚历山大教授，他在菲比面前说他尸位素餐，说他毁了自己，除了叶琳娜这个因素之外，更是因为自己的最好光阴都奉献在为教授做好服务工作上。他抨击所谓的经院哲学，抨击道貌岸然的人，抨击社会制度，最后在第一幕戏的故事发生时间之后三个月的聚会上，万尼亚终于拿出了那把枪。

砰砰的枪响，只是射出了子弹，只是打破了寂静，只是吓坏了家人，“两枪都没打中，我是个疯子。”其实他只不过是发泄愤怒，而这次的举枪行为源于亚历山大想要让家产变现，在这次聚会上，曾经被通风困扰的亚历山大提出自己要告别这里的乡村生活，“我做了梦，好像这条腿不再是我自己的了。”噩梦对于他来说，也是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快，他觉得自己被所有人所愤恨，“每个人心中都有恶魔。”所以他决定带着叶琳娜离开，他提出将这里的一切都卖掉，然后投资有价证券，当他的建议被踢出，万尼亚就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我们去哪？”曾经为了教授的事业，大家牺牲了所有，现在教授又提出卖掉家产，是不是意味着当所有人都要再次付出代价，“我们以你为荣，却活得像老鼠，你懂个屁的艺术……”万尼亚的愤怒其实并不在于亚历山大的建议，在于他对他们的另眼相待，在于他的颐指气使，更在于他和叶琳娜的所谓婚姻对自己的戕害，所以万尼亚愤怒，所以万尼亚拒绝，所以万尼亚拿出了枪，两声枪响，是一种反抗，但是没有打中目标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又只是一种冲动，最后还是回归到自己的苦难中。

苏尼亚的自尊和爱情，万尼亚的青春和事业，似乎都成为了他们最后的苦难，但是在这个舞台上，谁不是苦难的人？谁不是压抑着自己？亚历山大的痛苦是无法放下那些功名，无法放弃那些权威，而他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暴君。”正如那双在梦中不再属于他的腿，种种的名利收获的还是“我想活着，我被流放了”的哀叹；叶琳娜嫁给亚历山大，遭受了种种非议，当她对苏尼亚说：“我是爱他才跟他结婚的。”但是爱他或许也只是爱他的“知识”，而在苏尼亚告诉她自己喜欢菲比医生的时候，叶琳娜内心却被搅乱了，“他理应被爱，我难道幸福吗？”喃喃自语中其实是叶琳娜的矛盾，她也喜欢菲比，只是在道德意义上她无法表达这种爱，而在第一幕三个月后，叶琳娜答应苏尼亚再次探问菲比对苏尼亚的感觉，当问到这个敏感问题时，菲比还是一样的回答，但是他忽然感觉到一种蹊跷，“这是你设的陷阱？我知道了，我投降。”菲比意味是叶琳娜故意问他对苏尼亚的感觉，而实际上是要表达自己对他的爱，于是菲比走上前，吻了她，而此时的叶琳娜却没有拒绝，直到万尼亚看见了他们。

万尼亚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发出的感叹是：“让生活跳动起来，那条美人鱼正游进你的血液里。”仿佛触发的是关于爱，关于激情，关于青春的无限可能，“要做自己，一辈子只此一次。”这是对于无奈生活的一种解构，无论是苏尼亚想要的回答，还是叶琳娜想要的幸福，无论是亚历山大想要的活着，还是万尼亚想要的人生，只有在做自己的决断中，才能出现，而这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但是被纠结的感情，错乱的生活，困顿的现实，怎么会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就像菲比，他的爱与不爱从不写在脸上，他说自己想要宁静，想要自然，自己的那个植物园就是理想家园，但是当这个社会吞噬了绿色，赶走了动物，破坏了环境，一切都走向了毁灭，还有什么可以重新开始？对于他来说，或者有限地跳入叶琳娜的“陷阱”，才像是一次做真实自己的可怜实践。

每个人都活着，每个人都在压抑，每个人都在挣扎，在这个曾被废弃的剧场，在这个42号街口演绎的故事里，理想和青春，爱情和人生，就像菲比所说的那些树，曾经郁郁葱葱，现在却只能听见沙沙的声音，它甚至会变成噪音。从剧中的人生到电影故事，回到路易·马勒的镜头前，回到《与安德烈晚餐》的文本里，似乎又变成了他对于世界的一个视角，安德烈在晚餐中说到导演的“即兴表演”的戏，是一种回到真实自我的努力，那是对于机器人生活的一种嘲讽，但是华莱士·肖恩呢，他所提出的戏剧便是自己的生活，每天活着，尽自己的努力去谋生，妻子、孩子、报纸、电热毯，甚至幸运签，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这才是最真实的。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它在演绎，它在发生，它是剧中人，它是剧外人，它是故事，它是生活，对抗也罢，妥协也好，离开也罢，留下也好，一切都在等待中走向终点，而这似乎也成为了路易·马勒的最后写照，“我们会安息”的戏剧落幕，《万尼亚在42街口》也成为他最后的遗作，电影上演一年后，路易·马勒走完了他63年的生命历程，苏尼亚的最后这段话像是对他的告慰：“我们将极乐永生，我们将以温柔的心回顾在人世的不幸，我们会微笑，在永生里我们将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