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号大街

在高速發展的中國，像蘇這樣的流浪者的生存空間已經越來越小。在杭州一條正在建設的二十四號大街旁邊，蘇和情人琴開設了一家簡陋的餐館，但因為沒有經營許可證，他們和其他一些非法住戶總是受到政府的驅趕，處世不驚的蘇和琴在另外的地方又建立起一個自己的餐館，但不久又被政府拆除。蘇決定回到故鄉，那裡有著他曾經的家庭和兒女，同時也有著琴的家人。但是已經在外闖蕩了30多年的蘇，家人對他的到來並不歡迎。導演通常默默地觀察蘇和琴的歷險，但偶爾也會介入，當蘇開始有不道德的行為欺騙他人時0.24號大街有著豐富多彩的主人公，影片展現了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的轉折，和那些追趕不上這個國家飛速發展腳步小人物的故事。　　Chinadoesn’thavealotofroomanymoreforpeddlerslikeSu.Hesetuparamshacklerestaurantnexttoaconstructionsiteon24thstreetinHangzhou,butofcourseheneglectedtoobtainapermit.Unsurprisingly,theauthoritiessendhimandtheotherillegaldwellersaway.Unfazed,SuandhisgirlfriendQinfindanotherplacefortheirrestaurant,onlytobesentawayagain.Suthendecidestogobackhometothecountryside,wherehiswifeandchildren,alongwithQin’sfamily,stilllive.Afterbeingawayfor30years,thecoupleisn'texactlywelcomedbackwithopenarms.FilmmakerZhiqiPanusuallyobservesSuandQin’sadventureswithoutcomment,butdoesstepinonoccasion,suchaswhentheunscrupulousSuistryingtocheatpeople.Withitscolorfulmaincharacter,24thStreetoffersanoriginaltwisttothestoryofmodernizingChina—andthoseonthefringewhocan’tkeepup.

1.《24号街道》依然是关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小人物的生存现状的问题，尤其是流连和循环的命题。老苏和他的女人流连在工地的土地上，在简易的棚户区中做小餐馆的买卖。每当项目确定，他就来到这里，种菜，搭棚，做生意。每当项目推进到一定程度，棚子就要拆掉，老苏被迫流连。在片子中，这种搭和拆的循环进行了两次，到片子的最后，老苏回到工地重新开始了搭的过程.而结果是什么，不言而喻。

2.在这个搭和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老苏的完整的人物形象。首先，他是个饱经沧桑履历丰富的人，新疆，云南，四川，吉林，辽宁，浙江都留下了他的脚印。其次，他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对环境有着极强的适应力。大暴雨，他就封顶。种菜没肥料，自己盖了个厕所施肥。餐馆没场地，自己搭棚，自己修葺。再次，他是个矛盾的人。身为普通大众的一员，与生存环境的彻底和解是极困难的。除非你不知道世界之大或者坦然接受阶层以内的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他有抱负，想做生意挣大钱，生活却总是让他在贫困中周转。这样一来，他只能迁怒于政府的强权，而全然不知有一句话：人的愤怒源于自己的无能。在工厂的场地流转，却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取得更稳定客观的收入点，而只能通过违法“卖地”耍小聪明，赚后手的钱实在不算是多么正大光明。最后，他的感情态度也是有问题的。婚内出轨，甚至想要有大太太，二太太的想法，这也是知识欠缺法理不通的笑话。

3.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周浩的《市长》中就有想到。在《市长》中，有个有文化的妇女，因为自己的小产权的房子没有给补贴装修费，内心不平一直上访想讨个公道，而政府自然是以产权不足，不合法律拒绝。我认为这个案例中，确实是存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问题。一把手交替时，更多是行政职权的交替。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就成了烂账，死账。这个妇女恰好就处于这个过程中。政府当初在规定时，除了规定大产权的房子享有的权益时，也应该对应写出小产权的房子不能够享有的权益。如此一来，妇女在装修的时候也早就会有借鉴参照，或者起码日后有对账。如果行政工作落实得不够彻底，自然会出现这种问题。而《24号街道》中，老苏的问题显然不是法律的问题，最多只能算是国家经济发展积淀还不够，未能让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比较理想的水平。经济不够发达，社会保障就不会深厚，落实到一个个个体，特别是底层群众上就是生存的困窘。《市长》中，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更多的赔偿金或者安土重迁的观念而不配合市政工作，这就是思想或者利益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性和经济水平的双重问题了，则显得比较复杂了。

4.阶级问题。我看到这样的片子，最深的感觉是阶级的感觉。底层的人因为知识欠缺，技能不足而只能停留于薪水较少，易被取代，缺乏保障的岗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他们大谈法理，虽然客观，却未必是公正的。全民文化素质教育的提高，仍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过程。惟其如此，才能让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人有了一条晋升的通道。哪怕只是从乡村到城市，无产阶级内部跳跃，这样的跳跃已经是一个近乎完全不同的世界，更遑论到中产甚至富人阶层。在场观众有个是复旦的公共卫生硕士，提到她感觉到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因为这样艰苦的条件，却能坚持待下来，令他觉得身为知识分子应该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我觉得这话对，也不对。珍惜当下是没错，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安慰感与喜剧的原理类似，也未尝不可。但其实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是确乎存在的，并且难以界定情理对错，说是积极向上，其实也有些牵强了。

5.关于纪录片拍摄对象的选取。看了周浩的《市长》《书记》《龙哥》，我一直好奇周浩从哪儿找来了这么些人。同样的，我也好奇《24街道》中老苏这个人物是从哪里找到的。他漂泊一生，面对镜头甚至有着不小的表演欲。更荒诞是，他企图带著出轨对象与妻子和解归乡。这样的剧情简直比戏剧都更荒诞。带著这个问题，我继续看纪录片。我的逻辑告诉我一个想法，是导演想要拍这种大时代小人物的故事，导演又是浙传副教授，临近杭州地势便利，所以知道24号大街，进而可以去寻找人物，最终找到老苏，导演在回答问题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思路，跟我想的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个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以后的拍片当中，定主题，定思路，定范围，定对象，开拍。

6．与对象选择同样关键的，是如何与对象交流，让其信任拍摄。这个问题上，崔永元老师提到了一个降敏感度的问题。没有接触过镜头的人，对镜头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我的理解是，这种恐惧源于对自己潜意识的不了解不自信，和对摄影剪辑操守的不信任。如何打消这种敏感，导演提到就是跟他相处，交流，如同普通朋友一般。这个过程，就像日常生活与一个人的接触一样，循序渐进。提到这个，我不禁感叹，导演纪录片这个工作，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人情世故的学问啊。

7.解构主义的滑稽感。创作者创作出的文本，是本人思想的产物，并不完全等同于他自己的思想。创作者有权解读自己的作品，而读者也可以进行解读。这二者的差异可能会有风马牛不及的效果。在导演见面会中，有一位观众提到整部片子都是平视，最后一个镜头却采用了仰拍，是表现对底层人民的尊重吗。导演回答却是，他只有一个人一部机器，所以条件有限。其实意思就是，老苏上了架子，他一个人只能在下面拍。这种思想的差距令人莞尔。不过更重要的，我认为这反映是学生有很重的创作泥沼，被理论和镜头语言束缚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好像《大话西游》被解构中很多宿命和爱情的道理，可能已经远远超越文本本身的思想，将对象复杂化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此外片子还有这样的情节，老苏带他的情人回家，造成了与家人特别是妻子和女儿之间的冲突。看起来这样的情节似乎有很强的戏剧性不够真实，但这又是作者无意间纪录下来的，耳濡目染经常看到的。这也启发我，生活有时就是最好的素材。有时候，看起来刻意的冲突，反而是最不刻意最真实的。

8．纪录片是否客观的问题。这是崔永元教授提出的观点，我认为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崔永元老师说，纪录片是否应该像监控器一样，不带有自己的主观立场。导演回复说，其实很难不带主观色彩，一定是有一定的倾向性，只是自己跟着老苏拍已经不自知了。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无论纪录片或者电影都一定是有主观性的。所谓监控器这样的比喻，看起来对，其实也并不正确。监控器目的是监控，而且一定是一定视角的，在另一个侧面则是盲区。纪录片也是如此，你选择拍什么题材，拍什么人，就已经是主观选择的。至于之后，是选择煽动情绪，引导舆论还是摆事实，尽量让真相讲话，才应该是纪录片应该考虑的问题所在了。

9.意外碰到崔永元老师。我是冲着这部纪录片来的，完全没想到崔老师会在现场。更没想到，他中途来的，还坐在我座位的正后方。套用《大话西游》或者王家卫的一段话。离他最近的时候，我离这个男人只有0.01cm。一分钟后，我爱上了这个男人。哈哈，爱是玩笑话，崔老师的幽默口才履历都是相当了得的，这次阴阳合同的事也做了不少贡献。我虽不算粉丝，但也对这份偶遇颇感惊喜。

10．关于剪辑如何选取素材问题。这其实是一个主观审美和客观技术的问题，你选什么样的素材讲什么主题反映什么立场，和你镜头的组接剪辑是不是动人，能不能在单位时间讲好故事是两码事，也是专业素养的一种考验。崔老师提到南加大的例子就挺好，300分钟素材让学生剪到10分钟，看学生的水平颁奖。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11.口述历史博物馆小剧场是个好地方，纪录片，电影都颇好，值得一去。附上一些现场照片。